深圳彭友

为普遍。如“承志堂”“务本堂”“孝思堂”“孝义堂”“世耕堂”“笃信堂”“敦伦堂”“克勤堂”等等。以良好祝愿为家族堂号此类堂号也较为常见。如“安乐堂”“安庆堂”“绍先堂”“垂裕堂”“启后堂”等。八是以封爵、谥号或旌表褒奖为堂号。此类堂号为历代朝廷或地方政府封赏、恩赐、旌表而来。如“忠武堂”“忠敏堂”“节孝堂”“孝义堂”等。总之，堂号作为家族的徽号和别称，不仅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和血缘内涵，而且带有浓厚的封建宗法色彩，既是对某一姓氏家族特色的高度概况，也是当时社会形态的反映。同样具有区分宗支族别，血缘亲疏的社会功能。它的产生、发展，多与修族谱、建宗祠、祭祀祖先、宗亲联谊活动同时进行。 “堂号”究竟有多少，已难确知。台湾国民党当局曾于 1966 年 11 月成立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，该会曾邀请专家研究整理，查考得到的共有八十堂，二百六十七姓。其中最早的堂号是玉树堂，出自《晋书·谢安传》：“（谢玄）少颖悟，与从兄朗俱为叔父安所器重。安尝戒约子侄，因曰：‘子弟亦何预人事，而正欲使其佳？’诸人莫有言者。玄答曰：‘譬如芝兰玉树，欲使其生于庭阶耳。”自是谢氏以玉树堂为堂号，距今已有 1700 多年的历史。从宋代开始，家族堂号开始泛化，一些文人雅士喜欢把“堂号”署在诗文书画作品上，后来，干脆自己命名一个“堂名”，在文化交流时签署使用。实际上，这些文艺家已把家族的“堂号”逐步演化为个人的“斋名”。文人为书斋所取之名，又称为“室名”，例如：宋代文人蔡京的“六鹤堂”、陆游的“双清堂”，元代文人黄公望的“三教堂”，明代文人汤显祖的“玉茗堂”等。现代文学艺术家刘半农的“含晖堂”、丰子恺的“缘缘堂”、陈寅恪的“寒柳堂”、冯友兰的“三松堂”、张大千的“大风堂”、刘海粟的“艺海堂”、李可染的“耕牛堂”。单字的斋名，在 20 世纪前期较为盛行，如王国维的“观堂”、鲁迅的“俟堂”、郭沫若的“鼎堂”、周作人的“知堂”、孙犁的“耕堂”、冯其庸的“宽堂”等，已为广大文学爱好者所熟知。近代许多政客、名人迁居、购买私人住房时往往用“堂号”，却不用本人姓名。例如：光绪三十一年（1905 年），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时，以“树德堂袁”的名义买下河北区元纬路和地纬路之间 20 多亩土地，建起规模宏大的袁氏花园公馆。1912 年，曾任北洋政府大总统的黎元洪在旧英租界盛茂路（今河北路），以“大德堂黎”的名义，购买土地，建造高级住宅。1927 年，曾任北洋政府大总统的徐世昌以“宝墨堂徐”的名义，购地 15 亩，建起 8 所住宅。吉鸿昌将军在天津的住所，是 1930 年以“有余堂”的名义购置的。宋哲元将军在天津的住所，是 1932 年以“明德堂”的名义购置的。张自忠将军在天津的住所，是 1936 年以“安庆堂”的名义购置的。张学良将军的胞弟张学铭在天津的住所，是 1931 年以“大福堂”的名义购置的。爱国工商业者周叔弢先生的寓所，是 1935 年以“诗礼堂”的名义购 27 亩地建造的；爱国实业家毕鸣岐先生的寓所，是 1944 年以“永顺堂毕”的名义购买的。21 世纪，名学家兰名钧在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