深圳彭友

己的姓氏和族属的人，都不会忘记本族世代相传的堂号。不仅汉族，许多迁居内地的其它少数民族，如匈奴的呼延氏“太原堂”、回纥族的爱氏“西河堂”、蠕蠕族的苕氏“河内堂”等少数民族，内迁后接受了汉文化，也有以其繁衍地的郡名或祖上业绩之典故作堂号的。这就是中国人的堂号，它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实际意义。每个姓氏、每个宗族、每个家族，都有自己的堂号。堂号的历史悠久，应用广泛，在中国宗法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。从功能上说，堂号的意义主要在于区别姓氏、区分宗派，劝善惩恶，教育族人。如果说，郡望是高一级别的宗族寻根标志，那么堂号是比郡望低一级的宗族标志。郡望往往可以作为堂号，但堂号却大都不能用作郡望。一个姓的堂号要比郡望多得多，一姓的郡望只有数个多至数十个，但堂号往往有数百甚至上千个之多。郡望在宋代以后就开始走向统一和固定，但堂号却随着宗族的发展，一直在不断的增加。从社会层面讲，堂号是宗法社会的产物，在传统宗法社会中，它对于敦宗睦族，弘扬孝道，启迪后人，催人向上，维护家庭、宗族和整个社会的稳定，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随着中国传统社会的终结，祠堂在中国大陆不是成了历史，就是成了文物，因此，新的堂号不可能再产生，但是，旧有的堂号却仍然留在各姓各族人们的记忆中。随着改革开放和全球华人寻根热潮的兴起，许多大陆宗祠被恢复，族谱被续修，因此，堂号再一次被人们抬了出来。不过，当今的堂号，已经没有了宗族主义的负面作用，有的只是给人们寻根问祖、缅怀先祖、激励后人的积极意义。特别是对于加强中华民族的向心力、凝聚力，对于中华民族的大团结，堂号都必将保留其历史价值。堂号的确定是有规律的。一是直接以先祖的祖籍地为堂号。宿迁地区在古时候是沿海地区，除极少数原住民外，大多数先民都是从内地迁移过来的，这从家族堂号中就可以看出来，如唐姓叫“晋阳堂”就是一例。晋阳在今山西省太原市西南，是隋朝时太原郡治所在地。唐高祖李渊原为隋朝贵族，起兵之前曾被封为“唐国公”，封地就在晋阳。当地居民以国为姓，是唐姓的主要发祥地之一，“晋阳堂”的含义就是从晋阳迁过来的唐姓后裔。再如洪姓堂号叫“鄱阳堂”。洪姓先民祖籍原在江西鄱阳湖一带，迁过来以后，为表示不忘祖籍，遂把堂号取名为“鄱阳堂”。而李姓堂号叫“陇西堂”，“陇西”即现今甘肃省的临洮县。李姓以“陇西”为堂号，同样表示不忘祖籍。二是以先祖的名言为堂号。以先祖名言为堂号的姓氏不少，其中以杨姓“四知堂”最为扬名。东汉人杨震为官以廉洁著称，他在调任东莱太守的途中路过昌邑县。一天夜里，该县县令王密拜见杨震，送上黄金为见面礼。杨震不无生气地说：“老朋友了解你，你却不了解老朋友，这是什么道理呢？”王密颇为尴尬地说：“半夜三更没人知道，收下也不要紧。”杨震斥责道：“天知、地知，我知、你知，怎能说没人知道？”王密羞愧得无地自容。杨姓后人感念先祖的清廉正直，遂以“四知”为堂号，激励后代牢记先祖的美德。类似以先祖名言为堂号的还有赵姓“半部堂”。宋朝开国宰相赵